【成果推介】陆玉胜:《商谈、法律和社会公众——哈贝马斯法哲学研究》
发布时间: 2015-10-21 浏览次数: 53

 

陆玉胜博士的专著《商谈、法律和社会公众——哈贝马斯法哲学研究》,20146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论著主要立足于社会公正视角考察了现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

社会公正问题是人类亘古亘今探讨的永恒主题。哈贝马斯探究了置身于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是从把社会公正还原为合法性这个角度来论证的。总起说来,哈贝马斯的社会公正理论蕴含五个方面内容:其一,社会背景:经济全球化、文化分化和文化多元化;其二,思维范式:交往理性(后形而上学-主体间性);其三,问题枢纽与转换器:程序性法律;其四,政治保障:协商性民主;其五,作用情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生活世界。一言以蔽之,哈贝马斯把其社会公正归结为程序性法律范式。

本著作用七章内容对哈贝马斯的社会公正理论展开论证。具体说来,该著作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主要讨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各种困境及其拯救之路。首先,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产生如下吊诡现象:一方面,经济市场日益全球化导致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合法性却愈发亏欠。其次,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文化分化现象。自17世纪以来,“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语)——部落社会和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共同体逐渐分化出经济、政治、道德、伦理和法律等现代因素;与之声发响应、身动影随,理性也发生了分化,即理性分解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并且理论理性遮蔽了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再次,与经济全球化相随,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也遇到的由移民导致的文化多元化。譬如,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殖民文化与后殖民文化、理性文化与信仰文化、男权文化与女权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的矛盾与冲突;而在如上各对置矛盾的冲突中,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缠绕与斗争占主导。最后,全球性环境污染、有组织犯罪、现代技术肇致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毒品交易、流行性传染病、应对国际暴恐运动、人道主义灾难、不可控性安全事件(如逼近国界的国外或境外的原子能反应堆)又让资本主义陷入了“风险社会”(贝克语)。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文化分化与多元化是以工具理性为引擎,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高音”,而个性、差异、大众和边缘等因素则成了“低音”。因此,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困境(合法性匮乏)。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根植于交往中的商谈理论。哈贝马斯在目的行动与交往行动、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系统与生活世界、独白语言与交往语言的二元对置架构中批判了前者并肯定了后者。哈贝马斯认为主导交往行动的交往理性要同时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等四项有效性要求,而且,它同时指涉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在对交往理性(主体间性-后形而上学)和工具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对比研究中扬前弃后。在哈贝马斯看来,后者内含着自闭、专断、压制、排斥、自恋、自大、自疯、独白和等级等,而前者则蕴含着开放、交往、理解、协商、包容、宽容、对话、平等和自由等。当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遭到质疑时,便需要进行商谈;能够被列入商谈范围的只有真实性(理论论证)和正当性(实质论证)。为了确保他的主体间性-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贯彻实行,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行动的三大原则:1.话语原则:它是指一个规范原则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参加话语对话与讨论的所有相关参与者的同意与接受。2.普遍化原则:它是指仅当一个预期被运用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副作用能够被所有交往共同体中的人所接受。3.民主原则:它指公民一方面同时是法律的接受者和创制者;另一方面,法律的合法性、主权性源于制定它且受其制约的公民的意志与选择。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法律为什么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维护社会公正、进行社会整合的必然选项。在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形势下,暴力、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早已不再作为整合社会的合法和有效方式,而法律则成为社会整合方式的必然选项。因此,哈贝马斯以法律为维护社会公正的必然方式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哈贝马斯之所以以法律为考察的切入点和核心,是因为它是道德、伦理、实用、谈判、宗教等问题的枢纽和转换器,即它凝聚着事实性与规范性的辩证法。在哈贝马斯那里,事实性与规范性和语言哲学(普遍语用学)是“一物两体”(张载语)的关系,即“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王夫之语)。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经常呈现着一种张力。

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权利、权力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权利,即自由,而且是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天、上帝或他人赋予的及既有的,而是通过公民的集体参与而共同获得的。权力是公民或组织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及作用他者的能力。在哈贝马斯那里,权力包含交往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的前后运行逻辑是社会权力(包括传媒及竞争性政党在内的大型企业、组织)——交往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行政权力。权利与权力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二者同源互构、相反相成。但是,在现实中,二者经常呈现对立、矛盾关系,具体表现为道德与法律、法律与政治、交往权力与立法权力的内在张力。哈贝马斯认为,在商谈论视域下,由于道德与法律、法律与政治、交往权力与立法权力各对置概念之间都呈现出同源互构的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张力能够被消除。在商谈论视域下,消除这些张力需要遵循着权利原则和法治国诸原则。权利原则包括平等的自由原则、公民身份原则、司法保障原则、政治参与原则和社会平等权原则等五项原则。民主法治国诸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个人权利的全面保护原则、行政服从法律和接受司法和议会的监督原则以及国家和社会分离原则等四项原则。在坚持权利原则和法治国诸原则的前提下,能够实现主观权利与客观法、人权与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政治自主、合法之法和合法律之法、法律的接受者与法律的创制者的辩证统一,也能够确保交往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圆融互通。

第五章主要考察了司法及程序主义宪法观。权利及权力的健康运行要衡诸司法。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司法必须独立。哈贝马斯通过剖析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法律实证主义及德沃金的整体性、融贯性法律理论,指认出他们皆因强调司法判决过程中要遵守前理解性历史(文化)、外在事实性、规则的刚性和整体融贯性,而轻忽了司法实践所蕴含的交往(商谈)前提的合法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公民们的产自公共领域的交往权力决定立法权力;立法权力要运用论辩性商谈,把道德、伦理、实用乃至谈判等因素融入法律和政策。法庭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要把立法中的那捆理由打开;另一方面要结合具体案例,利用运用性商谈来具体裁决案件。当公民或组织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除了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以外,还可以借助于宪法诉讼。不过,宪法诉讼裁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规范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规范与价值不同:规范属于义务论,即绝对、无条件地服从,而价值则是建立在价值吸引性上的相对选择;规范给予对象的是命令,而价值给予对象的是建议与劝告;规范的有效性只有或此或彼两种,而价值的有效性是或多或少;规范具有融贯性,而价值则具有可伸缩性。当公民或组织在利用宪法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失败后,他们还可以采取街头游行、广场抗议甚至公民不服从手段,以便对宪法进行重构。哈贝马斯强调宪法是一种未完成的规划,而不是一个实体。

第六章主要考察了哈贝马斯的协商性或程序性民主政治理论。哈贝马斯的协商性或程序性民主理论的规范性比自由主义的强,但是比共和主义的弱。另外,哈贝马斯坚持民主程序的中立性。哈贝马斯的程序性民主理论是双轨制的民主程序理论,该理论强调议会民主程序和根源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投票程序处于同源互构的平衡状态。哈贝马斯关注商议性民主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译问题。社会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哲学应保持对社会学的优先性。但是,社会学在其发展中有一种脱离哲学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有经济学民主理论和系统理论。经济学民主理论为解决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合法性匮乏”而发掘出交往权力,而系统理论则为解决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导控性匮乏”而发掘出交往语言。接下来,哈贝马斯借鉴他的学生彼得斯的“闸门”理论,进一步强调其程序性民主理论基于交往主体间性的商谈,但也注意到交往权力容易受到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侵袭,而后二者又各有自成一体之虞。为了正确处理交往权力、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哈贝马斯进一步考察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通过这两个概念,来自于生活世界中的私人语言进入到根植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私人语言在公共领域中转换为公共意见;公共意见经过“闸门”(主要是议会,有时也涉及到法院和行政部门)的过滤,形成交往权力,而交往权力制约着行政权力;另外,社会权力要想影响行政权力,它必须经过交往权力的过滤。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交往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辩证统一,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生活世界也同时实现了交融互通。

第七章主要考察晚期资本主义法律范式的危机以及法现代性的解困之路。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法律范式经历了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两种范式。可是,由于它们都坚持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生产主义图景,结果都陷入了困境,导致了法现代性的危机。导致法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都立足于法律主体的消极自由(私人自主)的实现问题,并都把法律主体当作法律的承受者,而不是把他同时也当作法律的创制者。哈贝马斯认为消除传统的法律范式的危机仍然要用法律范式来解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所以如此,哈贝马斯认为法律范式内蕴着事实性与规范性,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的辩证法逻辑;而且,这种逻辑又根植于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二者关系的实现程度。哈贝马斯的程序性法律范式内蕴着、缠绕着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辩证法和平等地位与平等对待的辩证法两条线。哈贝马斯以女性主义的斗争史为例,有力地论证了如上的辩证关系。法律范式的危机亦导致了法治国危机。哈贝马斯用程序性法律范式实现了由传统的功能性三权分立逻辑向商谈论三权分立逻辑的转变,依此消除晚期资本主义法治国危机。最后,哈贝马斯提请注意,他的程序性法律范式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与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理论是以现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国家(如德国、美国等)为蓝本的。在单个西方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宗教等因素借助于法律,通过法律作为问题枢纽和转换器来实现社会公正。但是,当社会公正问题溢出民族国家的樊篱而跃迁至跨国及全球层面时,社会公正又如何得以维护呢?哈贝马斯提出了民族国家、跨国及全球三层次法律构想。哈贝马斯认为,跨国及全球层面的社会公正可以民族国家为蓝本,外溢、推衍至跨国、全球层面。在新的层面上,社会公正借助商谈及法律得以维护及发展;在此过程中,宪法、法律、政治、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生活世界都被推衍到更高的层面。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按照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逻辑来描绘由法律(权利)外化为政治、由政治外化为社会的辩证运动,并在高级层次上实现了程序性法律范式对最初空泛的权利概念的回归这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宏大画卷。他雄心勃勃地希冀凭藉这一辩证运动过程来实现一个公正的德国、一个公正的欧洲乃至一个公正的世界市民社会。

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立足于现代欧洲。它的普适性及现实性在欧洲尚且存疑,遑论其他国家。在我国正处于骎骎不已的改革开放形势下,在借鉴它的时候一定要结合我国实际;否则,有可能导致淮橘成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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